本文将主要基于历史的脉络，简要回顾经济学。我们基于列宁的分类方式，分别在三个章节中讨论：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以及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学概念。
一、Free Competition
在这一章的内容中，我们将回顾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即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观点。注意，在不同的时代我们应该用不同的眼光去审视一个观点。例如，资本主义在18世纪是进步的，但用今天的视角来看无疑是反动的。
1.1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我们跳过古典时代的以物易物、以及中世纪的封建制，直接从大海航时代的重商主义开始讨论。以我们今天的视角去审视重商主义，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去把握它：一是，重商主义的交易媒介依赖于贵金属，而不是现在的信用货币，同时认为黄金就是财富；二是，重商主义鼓励出口、抑制进口。
重商主义者并不具备系统性的经济学理论，他们信奉的观点比较芜杂。现代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缺乏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例如，如何定义一个国家是富有的？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财富就是金银，一个国家如果拥有了足够多的金银，那么就是一个富有的国家。然而，重商主义者犯了“弥达斯谬误”。在古希腊神话中，酒神俄狄尼索斯说可以满足国王弥达斯的一个愿望，后者希望他的所触之物都能变成黄金，当他进食的时候，食物也变成了黄金，饥饿的危险随之而来。
今天，我们依据我们的商品产出来衡量一个国家富裕与否。我们不再使用黄金来购买商品，而是使用纸币——本身毫无价值的美元或英镑。硬币——由使用价值低于其交换价值的金属制成，和纸币具有价值是基于人们的共同认识。如今，政府可以通过印钞的方式凭空造钱；在那个年代，国王则需要支付真金白银(当然，你也可以像尼禄那样降低货币成色)。经济学观点需要处理的是社会所处的环境，而当时的环境与现在当然不同，我们在审视历史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一点。
马利纳所著的《论英国公共福利衰败的祸根》延续了重商主义的主线，即国家需要健康的金银储备。他认为，英国经济的疾病在于出口过少、进口过多，这样就会造成英国的黄金外流。而他的解决方式是限制黄金外流以保证国家储备，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公共福利。而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指出，获得黄金的最好方法是开源，而非节流。自16世纪开始，西欧各国通过对外掠夺(包括德雷克那样的之间抢夺，以及对原料产地、市场的争夺)来寻求贸易平衡。在重商主义者的支持下，政府进一步鼓励出口、抑制进口，进口商品会被征税，使得居民更多地购买本国商品。
进出口的和殖民掠夺(例如，主要由商人投资的东印度公司)使得商人的地位超过了工人。当进口产品被征税，获利的只是国家。这也是之后的思想家主要批判的地方。重商主义者把进口看作坏事，而今天的经济学家认为这很荒谬。如果英国将钉子卖给荷兰，英国获得的利益是荷兰的损失。如果，荷兰需要的正好是英国的钉子，进口似乎就并不是什么坏事。双方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双赢，英国获得了钱，荷兰获得了商品。
重商主义者的思想连接了两个时代，一个是经济生活局限于本土，更多由宗教和人际关系而非金钱塑造的中世纪；另一个是由金钱支配，经济生活跨区域和全球发展的工业化时代开端。他们是第一批认为金钱应该比道德更受重视的人，为后来的许多思想树立了标杆。
1.2 Physiocracy
重农主义
之前提到，重商主义给商人和手工业者带来了更高的地位，相反，这引起了农民地位的下降。重农主义主要提出了剩余的循环流动：地主 =购买商品=> 商人 =购买农产品=> 农民 =地租=> 地主。弗朗索瓦·魁奈和马奎斯·德·米拉波指出，以农民作为税基而非地主，造成了循环流动中的剩余的减少，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如果只对地主收税，农民则可以去购买更先进的农具，以提供生产力，从而增加整个经济的剩余。
我们这里不去考虑魁奈的具体政策。他与重商主义相反，将经济价值的来源归功于实物——农作物，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但是将其仅仅局限在农作物，导致了重农主义的停滞不前。在随后，我们可以看到，制造商也能通过工业产品创造其价值。
1.3 Classical Liberalism
古典自由主义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1776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经济学问题：个人利益是否能和社会利益协调发展。用足球来举例，一个好的足球队的球员往往有着良好的配合，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在一个糟糕的球队里面，每个人都想着自己争夺荣誉——由自己来射门，而不是和队友合作。斯密的观点则不同，他认为当人们出于自身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时候，社会才会良性运转。
我们获得晚餐不是因为屠夫、酿酒师的好意，而是他们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我们从通过晚餐获得了生存必须要的食物，而屠夫、酿酒师也交换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利益。人们之间的互惠互利并不为了彰显某种美好的品德，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这种利己行为将会导致社会的和谐，而非混乱。
足球队和经济之间还有一点不同的是，足球队需要教练来管理球员。而社会上，没有一个人会告诉酿酒师需要酿造什么样的酒，需要酿造多少(当然，在那个年代还没有计划经济)。他们会自发地去基于对销量的预测来做出决定，这就是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当然，斯密的观点有一个前提就是，人都是纯良的。只有正直、善良的人自发的行为，才能促成社会的发展；如果是缺斤短两的骗子，只会带来混乱。
交换导致的结果是，劳动分工的产生。在斯密提出劳动分工的观点时，劳动分工发展出了新的形式。斯密举了生产别针的例子，生产别针需要18道工序，如果每个人从头到尾负责生产别针的话，一天只能生产几个别针；但如果每个人都负责一道或几道工序，以流水线的方式生产就能极大提高生产效率。随着市场的深化，分工变得更加精细化。在一个10人的小群体里，没有必要一个人每天磨针，另一个人每天做针头。只有随着市场的扩大，分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变得有意义的时候，分工才变得有意义。同时，斯密认为分工具有普惠性——分工带来的商品价格降低对所有人都有益。
亚当·斯密同样对财富做出了新的诠释，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是国家为人民制造的有用商品的总和。这是当今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观点。他还注意到，经济的重要意义在于为人民提速消费产品，这和重商主义的只注重从出口中换取黄金大不一样。基于个人利益和劳动分工，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学观点。他认为市场应该掌握一切，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市场。
劳动分工让每个工作变得相对容易，这有助于产量的提高，但也让工人们变得“愚蠢和无知”——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异化。此外，劳工和雇主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也需要其后的经济学家作出回答。
David Ricardo: 1772-1823
大卫·李嘉图所处的时代，新兴的资本家、地主和劳工三方正相互争夺日益增长的财富的分配权。正如斯密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市场虽然带来了繁荣，但矛盾随着工人对日益增长的食品价格的抱怨而愈发尖锐。
一些人认为，地主高额的租金导致了农民成本的增加，进而导致食品价格的高昂。但李嘉图的观点是：高昂的食品价格抬高了租金。这里的逻辑混乱我们后面再说，我们先证明李嘉图的第一个观点——地主的利益和社会上其他人员的利益相悖。
假设地主有一片土地，租给了资本主义农场主，农场主雇佣劳工生产食物。随着人口增长，食物的需求提高，同样推动了对土地的需求。为了增加产量，农场主不得不开垦贫瘠的土地，由于耕作难度的提高、产量相对于丰饶土地下降，因此食物的价格提高，但因为需要雇佣更多劳工，农场主收入并没有显著提高。那么，拥有肥沃土地的农场主收入提高了吗？对肥沃土地的争夺只会提高地主的租金，而不会提高拥有肥沃土地的农场主。换成是城市中的食品加工厂也是一样的。
我们已经论证了地主剥削了社会上其他人的利益。下面我们要回答李嘉图的“高昂的食品价格抬高了租金”。
在李嘉图的时代，英国颁布的《谷物法》对外国进口的谷物实行进口关税，藉以“保护”英国农夫及地主免受来自从生产成本较低廉的外国所进口的谷物的竞争。他相信《谷物法》——向农产品征收关税——会降低国内土地的产出并且使地租升高。这样一来，大量的补贴会转移到封建地主手里，而远离工业资本。因为地主倾向于将财富浪费在奢侈品上，而不是进行投资，李嘉图相信《谷物法》会导致英国经济停滞。
李嘉图说，废除了《谷物法》国家就可以减少谷物的种植，转而进口廉价的谷物。他认为种植谷物并不是必须的，国家可以制造其他商品——布匹和钢铁——售卖给外国，以换取他们的谷物。如果俄国的谷物比英国便宜，而英国的钢铁比俄国的便宜，那么二者进行贸易就能实现双赢。这就是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引入的比较优势理论。
1.4 Socialism
社会主义
Utopian Socialism
斯密和李嘉图二者都认为贸易和竞争会带来繁荣。他们知道赚钱并没有坏处，但总体上他们相信资本主义是进步的(这里应该考虑到他们所处的年代，劳工问题并没有几十年后那么的激烈)。但是一群不同的思想家提出，只有新的社会才能改变资本主义下对人的剥削和异化。
傅里叶、欧文和圣西门(这里我不去赘述他们的主张和实验)认为市场和竞争并不能带来一个良好的社会，这也是他们经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鼻祖的原因。在社会主义下，资源并不是作为个人财产被拥有的，人们共享资源，没有贫富差异。虽然受到这些人的影响，马克思称他们是空想家，他们想建立新世界却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他认为一个更好的世界不能依靠人们的善意，劳资之间的抗争会变得极为激烈，资本主义将在强大的革命浪潮中灰飞烟灭。新世界不会以和谐的方式产生，而会在喧嚣和剧变中诞生。
Marxism
资本家购买原材料生产商品，然后以一定价格出售，利润从何而来呢？为了弄明白这一点，我们需要先了解价值的来源。马克思和斯密、李嘉图一样，都认为产品的价值等同于制造产品的劳动力总量，这个观点被称为“价值规律”(labour theory of value)。如果制造一件衬衫需要30分钟，那么它的价值就等同于30分钟的劳动量。马克思同样认为，工人的工资只取决于其最低生存需求。如果一个工人工作5个小时所产生的价值就足以养活他自己(资本家支付的工资)，那么他超出这个时间工作的剩余价值去哪了呢？它流入了资本家的腰包，而在资本家手中，剩余价值将被用于扩大生产。资本家通过延长工时和加大劳动量来剥削工人，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而工人希望降低工作时长，提高工资。工人出于对失业的恐惧而产生的竞争也导致工资的降低。在马克思眼中，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纷争属于资本主义的深层次矛盾。在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掌握了生产资料，工人除了自身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
除了价值规律和剥削理论(Exploitation Theory)，在经济学方面，马克思的主要贡献还有劳动的异化(Worker Alienation)、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Base and Superstructure)，这些内容我们不做赘述。
1.5 Neoclassical economics
新古典经济学
如果你经常游玩RPG游戏，那你一定很熟悉“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这一概念。我们不用书中的热狗和可可来解释，而用暴击伤害和暴击率来解释：
角色的的暴击率是20%，暴击伤害是60%(结算时按照1+60%计算)。假设现在我们可以为我们的角色分配额外的点数，我们应该如何分配呢？我们可以做到100%的暴击率和60%的暴击伤害；也可以分配成20%的暴击率和220%的暴击伤害。如果我们计算期望就会发现，当暴击率:暴击伤害 = 1:2的时候，我们总有最大的期望值。当暴击率超过暴击伤害的一半时，我们继续分配点数给暴击率的话，它所带来的收益是逐渐下降的；反之亦然。
当然，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可能并不会过多的思考边际效用这一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货币(可分配点数)相较于商品(人物属性)来说太少了。但这一理论的确可以解释我们生活中的部分行为。对威廉·杰文斯的边际效用这一理论的发展，引出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供需关系模型(Supply and demand model)。
这里不多赘述供需关系模型，除了该模型之外，马歇尔还提出了他关于竞争的看法。试想，一个港口有一群鱼贩子，他们都在出售三文鱼。一条三文鱼的价格根据供需关系决定，假定为2元。竞争的重点在于，卖家或买家都无法操作市场。如果一个渔民的三文鱼价格是3元，在不考虑品质等因素的情况下你肯定不会购买它；同样，如果你想要花1元买到一条三文鱼，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双方都无法改变价格，经济学家称其为“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因为竞争使得价格保持较低水平，因此不会有任何人从交易中获得巨额利润，消费者也因此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
在杰文斯和马歇尔之前，经济学家将人类想象成极具个性的群体。在斯密的竞争理论中，商人通过讨价还价和兜售实现利益最大化，而马尔萨斯认为穷人们则拼命地生孩子。而新古典经济学则以“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即衡量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后决定自己行为的人，来审视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完全是对工人的剥削，工人创造的价值大部分被资本家所窃取。而“理性经济人”下的视角则认为，这种剥削是不存在的，你可以通过边际效用来决定工作的时间——你会考虑一个小时的额外工作和运动，哪一个会带来更多的收益。当然我们都知道，这种理论在劳资关系下是不成立的。
古典经济学(上述提到的斯密和李嘉图)关注市场如何掌控经济并使其繁荣；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理性的个人如何掌控市场。这种经济学放弃了寻找劳动力或者黄金这样的最终测量单位，价值仅仅是供需关系中所产生的价格。一瓶葡萄酒的价格昂贵，仅仅是因为需求强烈而供给有限。
二、Imperialism
在这一章中，我们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以及当时的经济学理论所遇到的问题出发，回顾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学史。
2.1 Trade Protectionism
贸易保护主义
18世纪末，美国建国初期，许多国家都试图阻止美国的商品在本国销售以保护本国的工业。斯密和李嘉图都认为，国家之间的贸易和个人之间的贸易是相同的，只是恰好被边境线隔离的个人之间的买卖。李斯特则认为，将国家的贸易和个人之间的贸易混为一谈是不合适的，因为不同国家由不同的人群、历史、文化，以及所处不同的发展阶段：一些是工业社会，一些是农业社会。在李斯特的时代，英国正在经历工业革命的腾飞，在经济上领先于美国、法国和德国。对于其他一些有希望复制英国成功经验的国家而言，它们并不愿意建立自由贸易。
李斯特相信，只有在工业而非农业的基础上才能创造经济、实现发展。但在早期，经济就像稚嫩的儿童，你需要培养和关注他，而不需要让他去竞争一个岗位养家糊口。当儿童逐渐成长起来之后，会学会新的技能，有朝一日作为一个成人面对这个世界。
李斯特主张使用关税来实行贸易保护，他认为自由贸易只有当国家或地区处于相同发展阶段时才有用——比如19世纪的德国的不同地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没有什么好处，更发达的国家的工业将会摧毁其他国家的工业。
2.2 Monopoly Capitalism
垄断资本主义
我们这里忽略列宁关于国际共运的观点，直接以他观察到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为切入点，观察帝国主义阶段的经济学。列宁指出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三种趋势：
- 马克思在单独的国家里观察，但在20世纪初，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贸易量增加，投资者向海外投资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 大型公司和银行兴起，在资本主义早期，公司的规模都较小，并由投资人直接投资；而后来的大型公司的资金则来自于大银行。
- 帝国主义的发展引发对外扩张的战争。
帝国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高度发展，形成垄断，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
- 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合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
- 资本输出与货物输出不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资本家之间结成国际垄断联盟，瓜分世界。
- 最大的帝国主义列强对地球领土的瓜分已经完成。世界经济瓜分的完成，必然引发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的思想受到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的影响。霍布森的思想与当时经济学家们普遍奉为福音的——节省是好事——背道而驰。他认为，工人和资本家都从制造商品中获得收入，这笔收入可以今天花掉，也可以存起来。收入微薄的工人会把大部分收入用于维持生活，但我们假设获得了剩余价值的资本家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50倍，他会将他获得的大部分收入以购买商品的形式花掉吗？虽然他可能会购买一些奢侈品，但是大部分收入都会被储存或投资。列宁和霍布森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下，更多的经济会流入一小部分富人和有权的金融家的口袋，它们会用这笔钱来扩大生产。
但随着投资的增加——产量的扩大——买得起商品的人却越来越少。富人不会购买它们，就算他拼了命的花钱，也不会购买超出他需求的商品；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却囊中羞涩。随着国内优质资产逐渐减少，资本倾向于投资海外——以战争、产业或者金融的方式进行殖民掠夺。
霍布森将存储的剩余称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根基”——它是基本的经济目标。这个观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灭亡——它从帝国主义的扩张中获得了新的生命。19世纪，很多人称赞帝国主义有助于国家间的贸易发展。霍布森的理论似乎显示了帝国主义是个好的东西，它为存储提供了出口——用于对外掠夺。但事实上霍布森认为，正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才造成了过多的存储，而解决方法是收入的重新分配，而非对外扩张。一种更公平的分配机制，将促使更多的储蓄在国内流通，这样便会从根本上祛除帝国主义的苗条。帝国主义只会给寡头带来利益，而不会给大多数普通人带来利益。
2.3 Imperfect Competition
不完全竞争
在前面的“1.5 新古典经济学”一节中，我们介绍了“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这一概念。如果市场中的买者和卖者规模足够大，并且每个人(包括买者和卖者)都是价格接受者，而且不能单独影响市场价格时，这样的竞争性状态被称为完全竞争。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存在许多买家和企业，每个企业售卖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它们之间存在竞争，每一方与整个市场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企业希望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但是不能仅靠抬高价格。如果这样做的话会使顾客流失。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企业的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与完全竞争模式的差异也越来越大。
完全竞争的反面是垄断，但想要实现完全的垄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很困难的。因此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理论，不完全竞争，被提了出来。举个例子，假如现在我们在选择可乐的时候有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可以选择，假设可口可乐的价格从3元涨到了4元。相比于选择购买同样是3元的百事可乐，我可能还是会购买可口可乐；但是如果可口可乐涨价到5元，百事可乐似乎也有了很高的性价比。
2.4 Keynesianism
凯恩斯主义|Keynesian economics
在咆哮的20年代结束后，1933年，美国失业人口达到1300万，相当于工人总数的1/4。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遭遇到如此危机。凯恩斯相信19世纪的经济学已经无法解释20世纪30年代的问题，也无法解释富裕国家破产的原因。通常，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每年的财富都会增加、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也会多于上一年。随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会提高。有时经济放缓，产量相比上一年减少，这被称为衰退。凯恩斯认为，衰退的原因并非政府错误的决策，也非商人的问题。没有人做错任何事，但是出于某种原因，市场可能出现了差错，它会因为自身的问题停滞不前。凯恩斯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19世纪的萨伊定律是这么认为的，所有生产的商品都将售罄，理由是人们只在乎其所拥有的、有用的商品。生产靴子的人会卖掉靴子买入衣服，生产衣服的人会卖掉衣服买入靴子。从任何一种商品中获得的钱都将用于购买其他商品，一个企业不存在因为卖不出去货物而缩减劳动力、关门大吉的现象。因此经济衰退是不可能发生的。
根据萨伊定律，经济保有一定水平的支持以保证工厂全力以赴地生产，人人都有工作。将支出想象成浴缸里的水位，当人们将所有的收入用于支出的时候(一个人的消费变成另一个人的工资)，萨伊定律是适用的。但如果人们将钱存起来呢？浴缸中的水则从排水孔中流出，存量越来越少。储蓄是经济中的“流出部分”，随着水平的降低，经济中的支出也在减少，这意味着企业的收入降低以及工人数量的减少。如果我们打开水龙头开始放水(如果可以将流出的水再放出来的话)，保持浴缸中的总量不变，经济则能够正常运转。
萨伊定律有一套利用利率让人们倾向于贷款，从而保持流出和流入相等的理论。凯恩斯则认为，这样并不一定会有效——可能我仅仅只是想把钱放到我的床下以备不时之需，而不会通过银行变成其他人的贷款。凯恩斯和传统经济学家所认为不同，传统经济学家认为经济陷入了衰退之后可以通过市场的机制自行恢复，但凯恩斯认为经济一旦陷入衰退将无路可退。而他的理论所给出的结论则是，既然经济无法自行恢复，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来创造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平衡(水的流入和流出)。而在他之后，经济学被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
2.5 Hayekism
古典自由主义的哈耶克
作为提倡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的方面，以自由市场闻名的哈耶克和前者在二战时期的英国相遇了。哈耶克认为，政府过多的对经济的管控将导致对其他方面的侵蚀，进而最终导致“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在这个体制下政府是全能的，人民必须服从它的管理，就像纳粹德国一样。但值得一提的是，哈耶克同样认为过多的“共产主义倾向”的政府活动，同样会导致极权主义。
二战爆发之后，英国政府接管了经济，进入战时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在二战初期吸取了一战的教训，并没有进入一战那种完全勒紧裤腰带的战时经济)。政府要求工厂为军队生产更多的武器，同时减少日用品的生产。这意味着人民能够买到的商品的减少，店铺只有最基本的生活物资供应。
这是对自由市场的巨大改变，原本政府应该运行工厂生产自己想要生产的商品，人们购买自己想要的商品和工作的地点。战争时期的一幅海报上写道：“增加英国生产，加速纳粹灭亡。”许多人认为，政府应该在战后继续在经济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到了20世纪4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都得出结论：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政府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就像凯恩斯所说的，只有政府才能化解衰退的问题。
哈耶克认为，哪怕是混合经济，也会剥夺人的自由。人有不同的欲望，对不同的产品有着不同的需求，因此单一的计划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由政府替人们做出选择，将妨碍人的自由。他说：“竞争经济的最后手段是诉诸法警，而计划经济的最后制裁则诉诸绞刑官。”他是说，在自由体制的经济体内，如果一个人做得不好，损失的只是他自己的金钱；而如果是在一个计划经济的体制中，一个人损失的不仅是他自己的财产，而且是国家的财产。虽然听上去哈耶克的观点是极端的自由，但他的主张可以概括为：除了必要的公共服务，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同时货币应该非国有化(即国家不应该干预货币的发行)。
2.6 Austrian School
奥地利学派|安那其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约瑟夫·熊彼特表达了如下观点：现代资本主义的果实——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是由英雄创造的。他们出于对技术的革新(例如福特T型汽车，价格从1908年推出之后就不断下降)而赚取了大量的利润。资本主义的繁荣与沉浮都离不开层出不穷的创新浪潮，以及创业和模仿的消长。新技术淘汰旧技术——汽车取代马车，蜡烛让位于电灯。胶卷制造商柯达迅速崛起，而后又在数码时代被淘汰。熊彼特将这成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他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别的，正是永不满足的企业家带来的变化。
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熊彼特认为垄断有助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们普遍的观点是，垄断是缺乏效率的，因为其获得的收益远大于产出。然而他们也意识到，在某些领域，某类商品在投入服务之前，需要巨大的基础建设，比如城市水管、网络的架设等。熊彼特相信，垄断对于创新型的企业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会给企业家们创世创新的冒险行为带来高回报。获得高利润的可能性也会反过来鼓励企业家进行不断创新，没有垄断，新技术的发明将变得更为困难。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的要义在于企业家不停地向池塘里扔石头，创造性破坏的涟漪永不消逝。
但熊彼特却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有着相同的看法——资本主义终将灭亡。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这个问题：资本家从商品中获得越来越多利润的同时，工人的所得就会变少，最终导致整个制度的坍塌。熊彼特从政治和文化方面发表了他的意见，他反对资本主义下人们“归一化”般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穿着深灰色的西装、用着MacBook——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异化”一样，这种生活方式剥夺了人们自由发展的可能性，虽然统一的品牌、商品会在经济学上带来显著的收益。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终结是工人自下而上的运动；而熊彼特则认为是顶层人士——对现状不满的知识分子——的挫败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终结。前者来自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而后者则是来自其发展(已经到了相当程度的垄断了)。但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个坚定的资本主义拥护者。
2.7 Development Economics
发展经济学
20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兴起了反殖民主义浪潮，而经济发展则成了这些新兴国家的第一要务。时任加纳经济顾问的阿瑟·刘易斯发现，与富裕国家不同，贫穷国家充满了“现代”和“传统”的对比，奢侈品店周围都是街头小贩。现代的部分包括了资本主义的农场和工厂，他们雇佣工人生产商品获得利润。传统的部分包括了家庭农场和企业，在亲属和朋友之间分享收益，而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大部分时候经济都是传统的。刘易斯称为：二元经济——“发达的部分……被经济的黑暗区域所围绕”。
传统经济部门消耗大量人工，工人当中的大多数对于生产的活动贡献有限。妇女在家从事零散的工作，年轻男性提旅行者搬运行李，孩子在家门口游玩。刘易斯说，实际上，传统经济中存在某种“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就算把这些人的数量减半，你也感觉不到这对经济有什么影响。这里隐含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源——资本的再生产。现代经济部门实现了扩展，传统经济部门则会缩小——“经济的黑暗区域”则会后撤。
和当时的另一位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保罗·罗森斯坦-罗丹——一样，刘易斯认为，新兴国家没有必要像发达国家一样完整地走完200多年的工业革命发展历史。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施某些政策可以帮这些国家变得富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发展工业，这样旨在让农业国家快速地实现工业化——产出大量的汽车和化工产品。直到20世纪40年代，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只需要市场就已经足够：对盈利的期望会使得商人自发的生产某种商品。但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不能在发展中国家很好的运作。
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工厂想要获利，这有赖于其他工厂。为了获得收入，一家新开的沙丁鱼罐头厂需要销售自己的罐头。但是谁来买呢？出于传统经济部门的人收入有限，很难消费得起。罐头厂的工人可以用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买一些罐头，但他绝不可能将全部工资用于购买罐头。如果这个时候再开设一家服装厂，那么服装厂的工人可以购买罐头，罐头厂的工业也能将一部分收入用于购买服装。每一家工厂都为其他工厂提供了顾客。因此，想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大量的工人同时进入不同的行业。这些彼此依赖的工厂都能获利，而不能依靠单打独斗。
加纳做出了尝试，并在一段时间内确实起到了不错的作用，但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其中由“计划经济”难以把控市场需求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政治和经济以一种有害的方式相连接。当政府向新行业投钱的时候，商人为了保证政府的投资会无所不用其极。其中一些人宁可游说官员，也不愿意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当然，发展经济学也给部分国家带来了经济的腾飞，比如亚洲四小龙；但在一些地区，发展经济学并没有给当地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关于这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继续讨论。
三、Finance capitalism
在本章，我们将主要以二战之后的经济学史为脉络，讲述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这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的宏观政策，同时将穿插一些微观经济学方面的内容。
3.1 Nash Equilibrium
纳什均衡
相信你应该听过博弈论、纳什均衡以及囚徒困境这些名词。简言之，纳什认为博弈的结果——其“均衡”——是每个参与者的策略对其他参与者策略的最优反应。当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人有理由改变自己采取的行动策略。下面通过囚徒困境来快速浏览一下：
假设两个劫匪因抢劫银行而被捕，警察证据不足，但他们至少可以以逃税为其定罪。劫匪被分开审讯，每个人都可以招供或拒绝认罪。(1)如果两人招供，他们将会以抢劫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2)如果两人都不招供，他们将会以偷税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3)一人招供，另一人拒绝认，前者将作为证人指控后者，前者会被释放，而后者将会判处20年有期徒刑。
假设其中一人认罪，而另一个劫匪拒绝认罪，那么后者将被关押20年，因此后者也会倾向于认罪以减少刑期；假设前者不认罪的话，后者也应该认罪，因为这样后者将会自由。那么结果就很明显了，两人都会认罪。
尽管如此，上述的均衡还是有些奇怪：参与者做出对自己最优的回应，但获得的结果对双方而言并非是最优的。两个人都不认罪才是最好的，但这却不是均衡：任意劫匪出卖同伙的结果总是更好的。囚徒困境在经济学中总会忽然出现。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石油产出国家彼此承诺减少产量以提高价格，但是在面对油价上涨时，一些国家就会有想要出口更多石油的想法。当然，它们也在那时建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以避免这种情况。
3.2 Chicago School
芝加哥学派|“新自由主义”
20世纪50年代，加里·贝克尔打通了“经济”和“社会”的分野，他是芝加哥大学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因为过于著名，以至于被称为“芝加哥学派”，其理念是市场和价格是社会运作的基础。贝克尔在此之上更进一步，认为，店主上班时会计算成本和收益，家长在家时要求孩子关上电视去做作业，是因为努力的孩子在成年后能挣更多的钱，以此有更好的能力来赡养父母。贝克尔曾有一门课叫做“看待生活的经济学视角”，他认为经济学基本上可以用来理解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天下午，贝克尔参加一场重要的会议马上就要迟到了。如果将汽车停到指定的停车位，他肯定要错过这场会议；如果将汽车停在路边，将面临罚款的风险。对他来说，被罚款的成本和风险相比于错过会议要低得多，因此他决定将车停在路边。
这件事启发了贝克尔有关犯罪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罪犯和普通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并不一定是邪恶、病态或者野蛮的人，他们是有逻辑、懂计算的人。当然，贝克尔的着眼点是成本和收益，就如同一名店主所作的一样，在预防犯罪这一方面同样需要考虑罪犯的成本和风险。贝克尔还将经济学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家庭中没有买卖，但是他相信经济学原理同样适用。
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型工厂，其中面粉、蔬菜和烹饪技术这些投入用于得到产出：一顿晚饭。
在经济学家看来尽管商店里可以轻松买到，但是面粉和蔬菜仍然是稀缺的，因为它们的总数是有限的。因此，一个人所拥有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家庭生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时间，贝克尔将需要大量时间生产的商品称作“时间密集型(time-intensive)”商品。呆在家中看电影就属于时间密集型商品，因为你需要花大量时间在这件事上。在这件事上的主要成本不再是电费和爆米花，而是你原本可以支配的时间——你可以去拜访你的朋友——也就是所谓的机会成本。对于那些高收入人群来说，欣赏电影的机会成本很高，因为如果选择不看电影而是工作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放弃大量收入。
在决定生育孩子的问题上，贝克尔也强调了时间强度的概念。他强调抚养孩子会占用个人大量的时间，因此在20世纪，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社会劳动中的同时，养育孩子的成本也在不断提高。其结果就是，女性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
19世纪，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经济学描述为“无关具体的事实，而是发现事实的工具”。对贝克尔来说，经济学更像是一种“工具”，而非是一种“东西”。他也未必一定要关乎“经济”，也可以是关于生活的诸多方面。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经济学方法在这些场景下到底多有效。许多经济学家都相信，部分店主是非理性的，更不要说家庭烹饪和犯罪行为。
3.3 Solow Growth Model
经济增长理论
二战之后，经济学家们开始以新的思路思考经济是如何增长的。罗伯特·索洛与特雷弗·斯旺提出了一个理论，用来解释正常状态下，当经济体的全部资源用来生产时，经济如何增长。
试想，假设我们处在一个简化的世界里，在那里，商品通过使用资金(设备和工厂)和劳动力来生产。富裕的国家相比于自身的人口拥有大量的资金，意味着这些国家里的每个人都有更高的产出。人均产出可以很好地衡量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
举例来说，如果你投资更多的钱购买新的面包炉，你就增加了经济体的产出，因为可以生产更多的面包。根据索洛的理论，当你向同样数量的工人投入更多资本时，你获得的收益会越来越少。这一效果被称为资本收益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 to capital)。比如我们可以想象，某个国家只有有限的面包炉，每投资一个新的面包炉都会增加面包店的产出，而当越来越多的面包炉被投入的时候，也越来越难以找到去操作它的人。因此后续的第100个面包炉带来的收益远远小于第10个面包炉的收益。
资本收益递减意味着，当一个经济体增加资本储备并增加生产时，其增长效率也会递减。最终，来自额外资本的收益会耗尽。如果资本是唯一创造经济增长的因素，那么经济会在人均收入不在增长的位置停滞。是技术活，从长期来看，还是有实现人均收入增长的因素——技术的进步。索洛认为，社会更高的生产率来源于技术的进步，这才是增长的引擎。这种理论是乐观的，认为贫穷国家的人的生活水准会逐渐赶上富裕国家，拥有较少资本的国家的发展速度会快于拥有大量财富的国家。
然而只要少部分国家像索洛的模型预测的那样，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贫困之中。在索洛之前，经济学家认为贫困国家走向富裕的方法就是建设大量工厂、道路和港口。在之前的2.7节的发展经济学中，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一点。而索洛告诉我们，投资更多的资本也只会在一段时间内推动增长，想要获得长期的增长就需要更好的技术。但索洛并没有结束新的技术从何而来。这令技术成为“外生的”：来自于经济体外部，因此无法控制。但实际上，存在者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着发展中国家采用最新的技术：可能他们没有这项技术，或是无法正确使用，或者是面临他国专利问题而变得昂贵等。
重要的是，技术并非是外生的，而是有一个社会的发明家和工程师所创造的。20世纪90年代，保罗·罗默开创了新的增长理论，他认为技术是“内生的”——在经济体内部被创造出来的。在他看来，人们发明更好的汽车引擎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能赚钱。技术是特别的，当它被发明之后可以一遍又一遍地使用。当一家航空公司为了研究某种金属的熔点而改良铸造工艺的时候，这项技术如果可以用在其他领域(比如餐饮用具)，那么厨具制造商也能使用这项技术来制造更好的产品。这一特性使得“技术”和大部分人购买的商品不同，经济学家将其成为“非竞争性”商品。比如，一个钻头在你使用之后我就不能使用了(磨损得太严重了)；而金属制造工艺一旦被发明了，它永远直在那。
鉴于技术的非竞争性，以及技术的可以不断扩充，因此它可以带来更多的财富。但是，如果新的想法的收益不能全部归于它最初的创造者，那么从经济整体的最佳利益来看，研究和研发的人数就会大大不足。罗默有关技术的增长理论认为，可以通过政府资助研究来发挥作用，从而带来相比单独的私有制市场来说更多的创新。
索洛的理论认为发展会停滞的地方，而索洛认为还可以通过技术继续发展。这意味着，经济体量大的国家可以通过创新不断地发展经济，而贫穷国家则会因为无法提供更多的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而在技术上不断落后。
3.4 Partial/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
19世纪，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市场完备理论研究单个市场的攻击和需求。如果石油的需求大于供给，石油的价格就会上涨，从而鼓励人们减少需求、工厂增加供给。最终供需关系回到平衡状态，实现“均衡”。
但问题是，石油的价格并不影响石油市场本身。肯尼斯·阿罗指出，当德克萨斯州发现新油田时，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人们开始使用石油取暖而不是煤炭。这导致了人们对石油需求上涨，对煤炭的需求下降，进而导致矿厂的雇佣人数减少。随着炼油厂规模的壮大，对钢铁的需求也增加了；便宜的石油同样鼓励人们购买汽车，而减少公共交通的需求。就这样，一个市场的变动在许多市场中引发了涟漪。马歇尔的需求和供给理论是“局部均衡”：它忽略了那些涟漪。
“一般均衡”则是研究连接这些市场运动的理论。这一理论起源于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但他并没有给出这一理论的数学回答，这一问题还要等到20世纪40年代的阿罗和热拉尔·德布勒解决。在20世纪40年代，阿德和德布勒学习经济学的时候，这还不是一个那么数学化的问题。那时随便一本经济学的书籍都主要是用文字表达的，而这两人确实从数学转行到经济学的。
两人从假设人的行为着手，然后利用严谨的数学推论，论证其经济学上的意义。其中一些假设人是“理性的”，或者始终坚持自己选择的。比如：香蕉和梨相比，你更喜欢香蕉；香蕉和桃子相比，你更喜欢桃子；那么相比于香蕉，你一定更喜欢桃子。他们发现，当人们的偏好的是理性的时候，一个经济体中的各类市场就可能趋于平静。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一般均衡是存在的。这一发现是重要的，如果均衡不能实现，那么就不存在一套通过经纪公司的运作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价格。数学化的表达就是，经济体“无法自洽(inconsistent)”，那么各个市场之间的涟漪就会不断产生，最终导致混乱。
不过市场是否有效这一问题不仅有关市场是否“自洽”。假如我们的经济体正处在均衡状态，除了描述这一状态，经济学家还想要知道，这种状态在满足社会的需求上的效果如何。假设某天我们都去买了水果，我买了一袋桃子，你买了一袋香蕉，这是一件好事吗？意大利经济学家弗雷多·帕累托设计了一个判断方法，他说，假如能在不减少一个人的福利的情况下增加另一个人的福利，那么这个经济体就不是最好的，或者说“低效的(inefficient)”。例如，我有4个桃子，你有4个香蕉，你对桃子和香蕉的喜好是相同的，我对香蕉的喜好是桃子的2倍，那我们交换水果之后，我的情况比原来好了1倍，而你的情况不变。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如果我们没有进行交换，经济体的资源就没有得到最佳配置：香蕉原本可以用来增加我的幸福，但却没有，因此香蕉在某种意义上被浪费了。经济上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efficient)”就是指所有可能的改进都已经完成了。一旦形成了帕累托最优，就无法再不损失他人的福利下增加总体福利。换言之，这个经济体中不存在“被浪费”的资源，比如刚才的香蕉。
阿罗和德布勒证实了，如果经济体中存在一般均衡，那么他就是帕累托最优的，这是经济学的宝贵结论。经济学家为它取了一个名字——“第一福利定理(first welfare theorem)”。帕累托最优是有关于社会福利的极限情况的讨论，但它仍然引发了许多结果。其中一个是，如果一个富人拥有所有的商品，其他人什么都没有，那么将富人的商品分给穷人，使其他人获得财富。虽然我们认为这是很合理的分配方式，但这事实上并不会形成帕累托改进。其次，阿罗和德布勒的理论假设市场是竞争性的，即买卖双方都不能单独影响价格。但实际上在某些领域中，垄断是比较常见的，因此第一福利定理也失去了作用。
阿罗和德布勒让一个古老的问题进行来现代性的转换：为什么上百万人各司其职就可以使得经济体趋于和谐？亚当·斯密称之为“看不见的手”，一些经济学家也将第一福利定理视作对斯密观点的佐证。但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在实践中，市场总是无法实现最优。正因如此，有时候才需要政府的介入。不过在高等数学的领域之外，一般均衡理论传递了一个基本且重要的信息：孤立的审视一个市场是危险的，一个市场的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市场的变化。事物的联系是普遍的。
3.5 Dependency Theory
依附理论
标准的经济学认为，与富裕国家进行贸易会帮助贫穷国家变得富裕。而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却不这么认为：贸易损害了穷国的利益。弗兰克说，贫穷国家出口的商品(比如农作物)的利润并不会进入经济发展中(比如新建学校和工厂)。实际情况是大型外国公司控制了穷国的经济。例如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在20世纪初经营着横跨拉美的商业帝国。
弗兰克认为，随着时间的流失，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会缩小，而是会逐渐拉大。资本主义世界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位于核心——欧洲和北美的富裕国家，而位于边缘的则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核心的胜利以牺牲边缘为代价。因此，贫穷国家的努力——“依附于”富裕国家而试图变得富裕——最终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加贫穷。弗兰克以“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观点为人所知。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提到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如果古巴发现自己生产糖比生产汽车容易，那么它就应该选择出口糖，并和美国贸易换取汽车。但劳尔·普雷维什认为这是错误的。当贫穷国家的人的收入提高了之后，他们会增加对进口品(例如汽车)的需求，而富裕国家的人就算再怎么增加需求也不可能购买超过他们需求的糖。普雷维什认为，贫穷国家不应该专注于自身的比较优势，而应该多样化，换言之要生成不同的商品。它需要生成糖，也需要生成汽车、电视等工业品，与其购买进口的工业品，不如将出口获得的钱用于购买本国的工业品。20世纪下半叶的许多国家都采取了这种做法(比如亚洲四小龙等)。
3.6 Fiscal & Monetary
财政与货币政策
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有关经济学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也是最难懂的一本，到现在也有经济学家在争论凯恩斯的真正用意。1946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规定政府有责任保持经济的增长，并且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而在60年代的肯尼迪时代，肯尼迪说，只要人们花更多的钱，那些失业的人就可以重新货的工作。他为此准备了一项庞大的减税计划，该计划让消费者每天可以多花2500万美元，林登·约翰逊说：“这些钱能在经济中流转，相比少收的税而言，增加的商品需求是成倍的”。简而言之，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运作原理。为了应对可能的经济衰退，政府有两种方式：其一是通过维持预算赤字来将更多的钱注入到经济体中，等到经济恢复之后，赤字也会消失；其二是减税。
经济学家将政府开支和税收的政策称之为“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在古罗马，“fiscus”指皇帝的宝库，财政政策是指国家通过税收充实自己的国库，以及通过开支把钱花掉。充实国库是通过征税，开支则是购买药品、书本、武器等。肯尼迪和约翰逊执行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看起来效果不错，此后经济不断发展，失业率也在减少。
另一种政策是“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一切改变货币总量或借贷利率的政策，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政府印钞。凯恩斯主义对货币政策的看法以其利率理论为基础：人们可以持有货币而不获得利息；也可以购买债券这样有利息的金融产品。企业或者政府会在需要钱的时候向公众发行债券。当债券利率较高的时候，人们不愿意以现金的方式保有自己的财富，因为这样挣不到钱——因而他们会选择购买债券。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货币需求较低。假设政府增加了货币的供应量，对于持有新增钞票的人来说，相比于持有债券的人，现在的利率肯定是下降的。利率的下降使得货币的供应对应了其需求。其中重要的是，低利率会影响商人的决策，当需要支付高额利息的时候，贷款开设新的工厂并不划算。因此低利率会鼓励商业投资，这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投入，从而增加更多的就业。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对于经济没有“真实”的影响，比如政府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就会使得人们购物的价格增加。(这里可以参考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的概念)。而凯恩斯主义则将货币和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较高的货币供给会造成低利率，从而促进投资，进而带来更多的就业和提高收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超发货币造成通胀的例子数不胜数，要点在于，供给是否能跟上超发货币带来的需求，以及货币本身的贬值情况。
在现实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更倾向于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这源自大萧条的影响，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当时利率那么低，萧条还是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的结论是，货币和利率不会对经济体的总需求有那么大的影响。于是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对投资发挥真正的刺激作用的是商人的乐观感受，而非利率。
而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政府的努力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市场会自发的从衰退中寻找出路，回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届时，工资会下降，从而鼓励企业雇佣更多工人；进而导致商品价格下降，鼓励人们更多消费。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没有错，但只适用于充分就业的情况，凯恩斯还考察了处于衰退中的情况。工资和物价并不会轻易地下降，而人们在衰退时会减少开销，企业也会开始裁员。在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将上述两种观点混在一起。如果经济处于衰退之中，工人和工厂闲置，那么政府就需要增加开支或者减税，以此促进需求，让企业增加产量并增加雇佣。由于事业的工人数量很多，因此增加的需求可以在价格不上涨的前提下得到满足——这就是凯恩斯经济学。很快，经济走出衰退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古典经济学又开始发挥作用。那么政府此时想要继续刺激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此时经济已经满负荷运转，单纯的提高价格并不能增加商品的产量以及额外的需求。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是，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前的干预是必要的。但凯恩斯主义并不能彻底的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只是能延缓而已，“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凯恩斯如是说。
3.7 Public Chioce
公共选择理论
经济学家曾设想，政府可以解决问题，但政府是什么？詹姆斯·布坎南说，政府其实只是一群人：官员、顾问和部长们。标准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将这些人是为人格分裂的人。当寻找最有价值的一双鞋或者汽车报价的时候，政府的行动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做法，他们会坚定地按照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原则行事。当这些人进入政府大楼后，好像只考虑国家的利益，不考虑他们个人的利益。布坎南说，这是自相矛盾的。政府的行为应该和商人赚钱的行为一样受到审视，和其他人一样，政府官员会追求自身的利益。布坎南的经济学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他将其描述为“去除浪漫的政治”。政治人物不再是无私的英雄，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自己的地位，相较于经济学家更卑劣、靠不住。
布坎南认为，所有政治人物的首要期望就是保住自己的位置。为了保住权力，他们创造了“租金”(rents)，并将其给予自己的支持者。租金是超越市场中可能获得的利益的收入。比如说，政府要对国外汽车征税，那么免受海外竞争的国产汽车厂商获得的利润就更多。政治人物希望通过赋予个别群体特权，了获取政治上的支持，甚至是资金。做得少但是挣得多的可能性，鼓励“寻租”行为。寻租行为会伤害消费者，如果市场上的汽车在面对国外竞争时受到保护，那么人们能选择购买的汽车就会变少。问题在于，花时间组织自己的团体来防止保护主义，对单独的大量分散的消费者来说永远不值得(为什么不等其他人去做，自己坐享其成？)而生产者往往庞大而稀少，每一个都有足够的能力向政府施加压力，并获得特权。
布坎南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不客气。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出来增加支出以刺激经济。刺激行为将政府预算推向赤字，因为开支超过了税收，凯恩斯主义认为这不是问题，因为刺激政策再次推动了经济，政府可以在随后减少开支，并消除赤字。问题在于，选民总是欢迎政府增加支出。政治人物为了维护权位，会不择手段地避免支出的减少以激怒选民。到最后支出越来越多，政府的赤字也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布坎南认为，国家的官僚阶层就像是水藻。官员们不能像企业那样做到利益最大化，因为他们并不是以销售商品或为了挣钱而工作，他们想要的时经营一个庞大组织的权力和地位。他们希望自己的预算越多越好，而他们确实能做到，因为相比外界，他们有更多关于支出计划的信息。他们总是可以说，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自己需要更多的豪车、司机会议室。
3.8 Monetarism
货币主义
1978年至1979年的冬季，英国遭遇了罕见的冰雪，同时来袭的还有工人们暴风般的罢工潮。这几个月被称为“不满的冬天”，被一再回顾，并被视为二战之后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开始衰落，走向结束的时刻。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来之前，经济危机就在英国和美国国内酝酿着。凯恩斯主义以菲利普斯曲线为基础，低失业率对应高通胀，高失业率对应低通胀。前面提到了，经济学家认为可以通过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并推高通胀。20世纪60年代，通胀开始缓慢爬升，到了70年代，高居不下的通胀和高失业率已经超出了菲利普斯曲线所预测的程度。“滞涨(stagflation)”成了一个糟糕组合的名字：高失业率、高通胀。菲利普斯曲线失效了，同时失效的还有凯恩斯经济学。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70年代的问题是政府过度干预的结果。弗里德曼的理论于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有关。凯恩斯主义认为，增加货币供应可以刺激经济，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货币不可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更有力的力量是财政政策。弗里德曼重提了一个古老的观点：货币供给量理论。我们思考下面这样一个场景：
假设一个岛上有10个卖菠萝的人，每人每年卖出一个菠萝，挣到1美元。这就有了10美元的交易量，这个岛的国民的收入就是10美元。现在假设这个岛上有5张1美元的钞票，那么为了完成10美元的交易量，这5张钞票需要每年转手2次。货币供给量(5美元)x钞票转手次数(2次)=国民收入(10美元)。假设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不大，如果菠萝岛的央行增加了5张1美元的钞票，货币的总供给量到了10美元，如果流通速度还是2，每张1美元的钞票转手了2次，国民收入就变成了20美元。
如果没有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货币和国民收入之间的联系就没有那么紧密，这就是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影响力有限的原因。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导致央行的货币都闲置在人们的钱包中，最终国民的收入可能和以前也没有什么变化——假设菠萝岛的货币流通速度从2降低到1，那么国民收入还是10美元不变。但弗里德曼认为：货币的流通速度总是稳定的。弗里德曼的推论又进一步，菠萝岛的国民收入翻倍是否可以通过更高的产出或者价格来实现呢？价格保持1美元不变，产量翻倍，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可以使价格翻倍，而产量保持不变。又或者可以通过同时增加产量和价格来实现国民收入的翻倍。
弗里德曼说，从短期来看，增加货币供应会鼓励消费，并诱发更多产出。货币发挥了“真实”作用——卖菠萝的人开始雇佣人来采摘菠萝，从而失业率也降低了。事实上，菲利普斯曲线假设的运行轨迹正是如此。当政府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来刺激经济时，失业率会降低，经济会上升(凯恩斯推崇的增加政府支出也是同样的道理)。当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菠萝生意的时候，价格开始缓慢上涨，这是由于低失业率和高通胀导致的。弗里德曼认为，这种情况只能维持一小段时间。因为菠萝销售者会提供更高的工资，人们愿意干更多的活。但是，由于菠萝价格的上涨，人们“真实”的工资——能由卖多少菠萝来衡量——却不再上涨。问题在于工人的“货币”工资和“真实”工资混淆了，经济学家称这种情况为“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一旦工人意识到情况，它们就会减少工作量，经济也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出现较高的失业率，结果只能是更高的通胀。
因此，尽管刺激可以管用一时，却终将迎来一场宿醉：失业率回到当初，同时伴随高通胀。政府想要维持就业率就只有这一招办法，弗里德曼却说这是酒鬼行为。在他看来，二战之后的政府都对刺激行为上瘾了。而在大萧条时期问题出在另一个方面，1929年到1933年之间，货币供应量减少了1/3。凯恩斯认为萧条由过少的支出引起，弗里德曼认为是货币太少了。如果货币在短期内可以影响经济，那么利用这一点来调控经济的余地有多大呢？当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可以增加货币供应量；当经济上升的时候，政府可以减少货币供应量。弗里德曼说，不行，货币的短期效果不会立刻显现，当它们开始生效的时候，经济趋势可能已经变了。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承诺一个稳定的货币供给量的年增长率，比如经济发展得好的时候将其定在3%。
3.9 Rational Expectations
理性预期
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们开始对人如何进行预测这个问题感兴趣。当计划一次行程的时候，你所使用的方法是“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s)”：你预测的是迄今为止发生事情的方式(说人话，拟合)。但是如果遇到意外情况，比如今天搭乘公交车去上班，遇到修路的情况，而多耽误了十分钟。因此，经济学家对适应性预期理论表示担忧，而这也是大多数人使用的方法。经济学家采用了一种新的理论——“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这一理论由约翰·穆斯提出。
穆斯的理论说起来并不复杂。预期利用过往的经验，不如利用眼下的可用的信息。这样的话，假如我们知道今天会有道路维修，就能预测到我们会晚十分钟到达公司。
最先使用穆斯的理论的经济学家是尤金·珐玛，他想知道理性预期对于金融市场的运作有什么意义。思考下面一种情况：
假设股票经济人从图表中看出了上涨的趋势，他们就预测下周的股票会涨(这符合适应性预期)。珐玛说，如果经济人有理性预期的话：如果他们预期股票价格会上涨，他们今天就会买入，如果明天才买入的话，就损失了一次买低卖高的机会。如果他们今天已经买入了，股票价格就已经被推高了，未来一周上涨的区间就很小了。如果还有上涨的区间，人们会继续套用这个逻辑。实际上，最初的价格上涨预期一定会覆盖当天上涨后的价格，如果不这样，经济人就会错过盈利的机会。
珐玛的推理意味着，股票的价格是无法预期的，如果你认为股票的价格有变动，那么这个变动已经反应在当天的股票里了。这一理论被称为“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该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价格反映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这个理论并非意味着价格不会变动，而是你无法预测价格。当人理性的时候，市场不会更加容易预测，而不是更不可预测。因此让哪家机构告诉你应该选择哪一支股票，完全是浪费时间。你可能会认为，随机性相当于混乱，但是在珐玛的理论里：价格越是随机，市场越是有效；金融市场越是有效，它流通经济体内的金钱的任务也就完成得越好。
还记得弗里德曼给凯恩斯经济学盖上的棺材板吗？弗里德曼说，菲利普斯曲线——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开支来刺激经济、降低失业率、推高通胀，终将会崩塌。政府的刺激只能产生一时的效果，一旦工人考虑到通胀的影响(他们真实的工资)，失业率就会回到原来的水平。罗伯特·卢卡斯从理性预期的角度，给凯恩斯经济学的棺材板钉上了钉子，但实际上，在“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情况下，有个屁的理性预期(所以这里不再对棺材板做补充叙述)。
卢卡斯还认为，市场会迅速找到均衡：很少会出现过少的商品需求或供给，价格调整确保了这一点。经济学家将这称作“市场出清”(market clearing)。卢卡斯说，这个理论还可以用于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价格(工资)的调整会让劳动力供应等于需求。因此劳动力短缺和就业岗位的短缺都应该是不常见的。失业不会发生，至少不会发生太长时间——工资会快速下降，从而让企业雇佣更多人。市场出清加上理性预期，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记重拳。市场出清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以当下的工资找到工作，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是自愿失业的；理性意味着政府不应该在增加就业方面做任何事情。卢卡斯的学派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这个学派复兴了被凯恩斯抨击的观点——市场可以自发调节，因此政府没有必要干预。
新古典经济学颇具争议，难道大萧条期间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是自愿失业的吗？市场的调节真有那么快吗？在后面的章节我们将讨论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经济危机，这加深了我们对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的怀疑。
3.10 Minsky Moment
明斯基时刻
20世纪80年代，自由市场经济学出现了回潮。经济学家相信，不受约束的经济学十分稳定，不会有疯狂的加速和崩塌。但是海曼·明斯基却认为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危机，他的观点或许和他的经历有关——他的父母都是社会主义者、俄罗斯犹太移民，二人在卡尔·马克思100周年诞辰的庆祝活动上认识。不过，明斯基的老师并不是马克思，而是凯恩斯，后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陷入了消沉。
对凯恩斯主义者来说，明斯基也是非传统的。他强调凯恩斯的一部分观点，认为凯恩斯的传统解释忽略了一些东西。其中一项是，投资是在深度不确定下进行的。前面提到，投资有赖于人们的乐观情绪——凯恩斯称之为人们的“动物精神”——而不是对预期的计算。当人们的动物精神收到遏制的时候，投资就会下降，经济就会陷入萧条。
凯恩斯认为，货币是允许经济决策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原因，特别是在未来如此不确定的时候。对明斯基而言，货币为经济提供了动力，也为危机埋下了伏笔。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同时变得不稳定。一开始，人们会对借款的人产生警觉，他们会试着弄清楚你是否有能力偿还贷款。
谨慎的资本主义已经让位给大胆的资本主义：大多数人都想要贷款，而银行也愿意借出，因为这样银行才有利可图。于是发明了新的贷款类型，每月只需要偿还利息，等到了归还本金的日子，允许延期。明斯基称之为“投机借贷(speculative lending)”：贷款以房价不会下跌以及利率不会上升为赌注。
于是，大胆的资本主义让位给鲁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多人想要贷款，但贷款难度却越来越低。银行开始向那些偿还能力很差的人提供贷款，这些人甚至不用偿还利息，银行把利息加在原贷款上，于是贷款数额不断累积。银行和贷款人希望房价能继续快速上涨，房价就能一直比贷款金额高。等过了几年，贷款者卖掉了房子，他们就有能力偿还贷款了。
泡沫的问题在于会破灭。然后就是“明斯基时刻”，放贷人开始感到畏怯，开始要求贷款人偿还贷款。他们开始停止向信用不良者提供贷款，房价也不再像之前一样快速上涨，这样就破坏了“旁氏金融(Ponzi finance)”的土壤。人们开始出售房产，房价开始下跌；贷款人发现自己无力偿还，银行开始获得房屋的产权；建筑公司开始停止新建房屋，经济投资停止，国家陷入衰退。
明斯基说，金融市场的创新帮助了投机和旁氏金融的出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创新就是“证券化(securitisation)”。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几年，放贷被制作为可以买卖的证券——就像股票一样。这些证券都是由不同贷款组成的金融混合体，房贷拥有者向证券拥有者还贷。不过其中许多贷款都是“次级”(subprime)贷款：发放给那些偿还能力差的人的贷款。由于证券化，贷款者并不一定要向银行偿还贷款，也许是向购买了证券的另一家投资银行。当一位贷款人停止还贷的时候，这个复杂的证券-贷款流通链条就停止了下来。
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衰退，并不完全是贪婪的借贷人和银行家的后果，其反应的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其中主要是现代货币理论和高等金融)。